Monthly Archives: June 2009

预定论:理性化的非理性根源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在中国流行起来,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中国学界来说,韦伯的重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他运用了一种精确而严谨的社会学方法,在丰富的数据和材料的支持下,清晰有力地展示出一种注重历史连续性、从精神(主要是宗教)传统中挖掘现代性根源的思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在于,韦伯的整个思路,对长期统治着意识形态和学界主流思想的唯物史观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它尖锐而深刻地揭露并驳斥了后者的机械化和简单化。这两点意义,对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中国大陆来说,自然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影响力。韦伯的影响,一则见于学科建制。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本来就表现为自然科学的模式、手段、方法和概念向人文领域的全面渗透,而韦伯的“价值中立”则为这种渗透的可能性提供了说明:如果人文学者能够做到价值中立,那么社会学科就可以具有同自然学科相媲美的科学性。80年代以后,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便也在同样的信念之上建构起来;韦伯带来的更重要的影响,当然是对唯物史观和经济决定论的反思。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与经济决定论争锋相对的“韦伯命题”在丰富的数据材料、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武装下,显示出极强的说服力,这一点,对于当时急切渴望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学者来说,俨然是雪中送炭。     然而到了现在,韦伯的以上两大意义已经暴露出自己的问题。首先,过于严格的学科分类导致社会科学丧失了自己的人文基础,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愈发难以辨认。其实,把韦伯这位思想家简单地定位为“社会学家”,本身就体现出一种误解,甚至有错失韦伯问题的根本所在的嫌疑。国内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认为,韦伯的《新教论路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方法论”,理解韦伯就是理解社会学方法,殊不知韦伯对于所谓的社会学方法不过是一种适逢时遇的运用,其著作根本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中表达出的对那些宏大思想问题的看法,而这一点当然需要深厚的人文功底(哲学、宗教)。试问,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工作者,有几个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思想家?其次,虽然韦伯对于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但并不意味着他是“文化决定论者”或者持有“唯心史观”。事实上,韦伯在讨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从来没有进行一种因果性的论证,而是试图进行一种关系性的阐发,关于这一点,韦伯在他的著作中曾有过明确的强调。 中国学者容易忽视这一强调,多半是出于一种雪中求炭的心理状态。虽然从历史和时代的处境着眼,这种心理也实在无可厚非,但是想要真正理解韦伯,挖掘出韦伯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就必须首先走出唯物和唯心二分的思想框架,以便忠实于韦伯的思路。 我认为就其本身而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之所以重要,既不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再于它对唯物史观的有力反驳,而在它对现代性的特征和根源展开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性考察。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梳理这一考察的思路,并提出笔者对这一考察之意义的理解。          一, 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力量          韦伯开篇就点明了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     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现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 在韦伯看来,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整个社会的全面理性化。所谓理性化就是条理化、系统化、专业化和科学化。韦伯指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理性精神,但是成系统的全面理性化进程,则只发生在近现代的西方,它广泛体现在科学、法律、艺术、政治组织等各个社会领域中,而它最为集中和重要的体现,则发生在经济领域,其后果正是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经济模式。韦伯将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定义为“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 它的特征在于预期性的资本核算,对自由劳动和生产资料进行理性的组织与安排,以及极端节制的消费。资本主义既然是社会全面理性化的最集中的体现,那么,想要探索全面理性化的起源问题,自然应该从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起步。但是韦伯说,          ……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韦伯强调,他所追问的问题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的区别究竟何在?我们在前面说,经济生活的理性化是社会全面理性化的分支,而作为这种理性化经济的资本主义,其区别于其他经济模式的特征,不恰恰是它运用了一种新的劳动组织方式吗?要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要解释的,不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组织模式的起源吗?确实,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单纯讨论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当然是可行的,而且一种纯粹经济学的解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然而,正如韦伯所指出的,          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ethos)。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          由此可见,韦伯既无意于进行一种经济学的解释,也不否认这种解释的有效性。他只是指出,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方面,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资本主义的诞生当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技术支持,但是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经济行为,它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成员身上得到现实的执行,从而社会成员的“能力和气质”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理性的经济行为必须得到与之相应的一种精神气质的配合,否则将会遭遇“内在的阻滞”;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进程,本身也能够在该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精神气质中得到某种发生学的解释。韦伯指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收入本书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将讨论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 他把能够影响人们的精神气质的宗教力量和经济因素并列起来,认为二者都能够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做出说明,并指出这本书的任务在于挖掘宗教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此,显而易见的是,韦伯的思路和那种把经济生活的变化完全归结于宗教力量的因果论的解释,是完全不相干的。     如果把现代西方的经济生活模式、与之相配合的现代西方人的精神气质以及贯穿于二者     的理性化力量合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话,那么,韦伯的问题实际上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溯源于宗教力量的影响?          二, 问题的展开: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定论          我们把韦伯的问题归结于:从宗教的线索出发,讨论现代西方人的精神气质、现代西方     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以及贯穿二者的全面理性化之间的关系。韦伯首先指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为了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我们就不得不讨论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区别,以便回答,何以是新教(特别是新教的某些派别)而不是天主教或者其他宗教派别,能够和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亲和关系?     新教和天主教的区别,这当然是一个历史性课题,同时,韦伯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在韦伯看来,正是新教改革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新的宗教力量,以及由此塑造的新的精神气质,催生了作为现代西方世界之特征的种种因素的成形。因而,讲新教区别于天主教的特征,就是讲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西方历史。15、16世纪的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在经济模式和精神气质方面的差别,同中世纪欧洲与近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和精神气质的差别,是一致的。由此可见,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就是从新教改革的线索出发,对西方现代性之起源进行一番历史性的考察。     那么,新教究竟给西方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参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孕育和发展?对此的讨论,韦伯分两个步骤来进行:(1)路德的天职观,(2)加尔文的预定论。     路德的天职观。韦伯指出,职业(Beruf)这个词本身就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他说,“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就其是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这种意义而言)相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 就表达其中的宗教含义而言,英译的calling和中译“天职”都是非常恰当的。韦伯承认,对于世俗事务的肯定评价,在中世纪也是存在的,但是新教的天职观念和天主教对于世俗活动的肯定评价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为了说明这一点,韦伯引用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来进行对比:          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思想基本一致认为,世俗的活动是肉体的事情,尽管它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世俗活动是信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但是,世俗活动本身,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在中世纪,世俗活动基本上与信仰无关,人们的宗教性生活更多地体现在宗教仪式中,而出世的修道生活,则是荣耀上帝的最好的方式。然而,在路德看来,“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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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长津之花

·郑 义·   “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懂得什么是爱。因此,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圣经·约翰一书》                   1   长津湖之战,在世界战争史上不过是一个不大不少的战例,但对于中美两军近二十万参战将士来说,此战即冰火交加的炼狱。死者化作尘土,随风而逝。生者带着难愈的创伤,在缠绕终生的梦境中饮泣。   长津湖位于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环湖丛山耸峙,人烟稀少。偶有村落,也大多是几座草舍,疏落寂寞,犹如与世无争的小兽,隐没在湖岸山野,过自己的生活。每年入冬后,大雪封山,这里更成了一处与世隔绝之地。西伯利亚的长风,掠过黑龙江鸭绿江,把环湖地区冻结成奇冷酷寒的冰雪世界。1950年深冬,气温降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接近了人类生存之极限。彼时,在这块几乎没有生命迹象的地域,发生了一场异常残酷的战斗。每一篇记述长津湖之战的文字、每一个沉掂掂的细节、每一具新发掘出来的遗骸,都会引导你重返半世纪之前那些悲惨的日日夜夜。于是,已经飘散的硝烟重新腾起,已经凝结的鲜血开始流动,鲜艳如昔……   韩战时期,我还没上小学。但这场战争所激起的亢奋和仇恨影响了我的整个少年甚至青年时代。那一个个埋葬“侵略者”的经典战例与那些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如母奶般滋养着我们幼小的生命。只是在“伟大领袖”去世之后,种种史实才悄然流布,颠覆了教科书与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从那时起,我便怀着被欺骗者的愤懑与清洁灵魂的渴望,开始留意关于朝鲜战争的另类历史。苏联解体后,俄国政府公布了朝鲜战争秘密档案。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密谋发动战争的往来电文,如午夜的阳光刺痛了我们惯于黑暗的瞳孔。事实战胜谎言,那一页终于翻过去了。但我仍然不时重读那段历史,有一些故事、细节和人物不断撞击我心灵。我感到,对于我们这些喝狼奶长大的人,我们这些被革命英雄主义毒化了灵魂的人,那一页并未翻过。   于是,我穿上厚厚的棉衣,竖起衣领,走进1950年冬亚洲东部的漫天风雪,走进长津湖,走进那蜿蜒如蛇的死亡山谷……                   2   ……格拉波实在太累了,而且,他的军靴进了雪,双脚严重冻伤。在炽烈的枪炮声中,大口地喘息着。呼出来的气息仿佛即刻冻结在面前,化作数不清的细微的冰晶,使正在进行的战斗像一个模糊颤抖的梦。格拉波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拉住一辆两吨半卡车的车尾,在积雪的山间土路上蹒跚而行。在中国军队不间断的顽强的阻击下,突围极为艰难,车速往往不及步行。   又是一次伏击。迫击炮弹如冰雹般砸下来,扬起阵阵雪尘。机枪密集扫射,弹雨横飞。格拉波瞥见路边有几条人影,还没来得及分辨敌我,便被一声猛烈的爆炸掀倒在地。也许就在那同时,一粒子弹打穿了他右腿。他又疼又怕,泪水就流淌出来。排长正好走过来,问他怎么啦,他说挨了一枪,排长就让人把他抬到一辆车上。所有的卡车都挤满了伤员,就连车头两边的挡泥板上也有。好不容易挤上车,格拉波就听得耳边一声霹雳,几乎震得昏死过去。他大喊了一声,“我的上帝!”取下钢盔,看到打穿的弹洞,才明白那震耳欲聋的巨响是钢盔发出的。后来,军医从他右肩上取出13块弹片,当时他只看见右肩上削掉了一大块肉。   他的连指手套里捂着一朵玫瑰花……   “我还没成年。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交女朋友,也不会跳舞。”他开始热烈地祈祷,“如果让我活下去,我保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会天天去作弥撒、吃圣餐!”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胡乱许愿,赶紧忏悔道,“对不起,上帝,我对您胡说八道了。我恐怕不能保证一年,但半年之内肯定会天天去教堂的。我保证……”在尽心尽意的祈祷中,他渐渐失去了知觉。手套里的玫瑰花一瓣瓣掉出来……   ——冰雪长津湖,在突围血战中,这朵玫瑰花是从哪儿来的呢?   ——是神放到年轻士兵掌心里的吗?                   3   本来,十七岁的二等兵格拉波正随着队伍乘胜挺进,现在他可是遇到大麻烦了。本来,他和弟兄们一样,想打到鸭绿江,解开裤子,冲江里撒泡尿,就像二战结束前盟军士兵在易北河边干过的那样。然后呢,就回家过圣诞节,装饰起一株漂漂亮亮的圣诞树。但眼下,这些都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中国秘密参战,把他们诱入了一个死亡陷阱。11月27日迟暮,在天大雪中,中国志愿军第9兵团12个精锐之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为主的联合国军东线先头部队,在长达70公里的山沟里,把开进中的一字长蛇阵切为5截。第9兵团占了先机,又有兵力和地形优势,根据中国内战经验,完成毛泽东交付的战略任务——歼灭美陆战第1师不过是几个冲锋之间的事情了。   志愿军对各处被围之敌同时发起凌厉攻击。   在月光明亮的夜晚,海军陆战队海盗式夜间战斗轰炸机飞行员报告:围攻的中国军队密密麻麻,如海涛奔涌起伏。闭起眼睛乱炸,每一颗炸弹都不会投偏。   始料未及,围歼之战进行得极为残酷,为人类战争史上所罕见。   在战史上,格拉波所在的部队叫31团支队(31st Regiment Combat Team,简称31RCT),实际上是一个由美陆军第7师第31团第32团各一个营再加上3个炮兵连组合起来的杂牌队伍。这个团级部队被围困于整个长津湖战场东北端,那小村子叫新兴里。苦战三日,渐显不支,开始向南突围。虽有空军掩护,但遭志愿军顽强围攻,损失惨重,加之各级指挥官伤亡殆尽,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又互不相识,行至半途,终告溃散。据中方战史,新兴里之战是志愿军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唯一的“成建制歼灭美军一个整团的光辉战例”。相反的观点认为:31团支队共有3300人,分散突围出来的约1600人,换言之,此役美军实际损失约1700人,折合起来也就是半个团。这与全歼一个团尚有差距。称第31团支队为“成建制”部队亦有可争议处:倘若真是一个建制团,恐怕就不易打散了。近年来,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始怀疑这一“光辉的战例”。人们只是粗略了解志愿军伤亡冻饿共减员“高达万人”,约为美军损失的6倍,更多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了。美军被打残一个团,围攻的志愿军被打残了几个团呢?其中238、239两团,恐怕几乎是打光了吧?   当然,说到底这种争论意义不大。   半个多世纪过去,金日成、毛泽东与斯大林策划发动战争的往来电报已经解密,那场战争的缘起及性质已不存多少争辩之余地。更何况,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并存多种解释。   真正能令人心灵震动的,是绝境中的人性,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细节。                   4   第31团支队的突围,拉开了长津湖大撤退的序幕。   在美军向下碣隅里突围时,31团团长已经重伤失踪,32团一营营长费斯中校接过了指挥权。他的命令是:破坏掉无法带走的物资和装备,炮兵打光所有炮弹后破坏火炮,所有车辆装载伤员,其余的人一概在车队两侧步行掩护。也就是说,所谓突围,就是护卫着伤员向外冲。行动之前,第7师师长巴尔乘直升机飞到新兴里,费斯忧心忡忡地对他说,他最大的难点是500名伤员,如果有一支部队接应,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巴尔转身飞到下碣隅里,去找海军陆战队第1师。师长斯密斯说陆1师已是村自为战,不可能派出援军。如此绝境,第31团战斗队只有与伤员共存亡了。   12月1日中午12时45分,突围的车队出发。打头阵的是仅剩的1辆自行高炮履带车、1辆高射机枪装甲车和1辆装有重机枪的吉普车,其后是徒步的费斯中校等几位军官,再往后就是挤满伤员的35辆汽车,未受伤者和尚能行走的轻伤员按命令在车队两侧步行掩护。   刚走出新兴里环形阵地不远,就遭到中国军队阻击。4架美军飞机发起攻击,志愿军阵地立时陷入火海。突围美军的前锋和侧翼也遭到误炸,几颗凝固汽油弹落到队伍中。全身着火的人在雪地上疯狂翻滚,一边撕心裂肺地喊叫。有人哭喊着要别人帮助结束痛苦。一名中士朝一名恳求他的重伤员头上开了一枪……   志愿军占据着路旁山岭,炸断桥梁,并以日前战斗中击毁的车辆坦克构成路障,居高临下顽强阻击。美军以空中攻击开辟道路,一面还击一面向南缓缓推进。公路上到处在混战,已经谈不上前锋与后卫。未受伤的士兵们向高处仰攻,占领志愿军阻击阵地。在车队两边掩护的,已完全是轻伤员。车帮上也全是轻伤员,端起卡宾枪不断还击。有的车被火箭弹击中,浓烟滚滚。有的车司机被打死,一头栽下山坡。有的车漏光汽油,被后继车辆顶下路肩。情况看起来已经相当绝望了,但车队仍然不时停下,把路边呼喊的新伤员抬上车。到后来,车厢里的伤员几乎摞了两层。引擎罩上、驾驶室踏板上都是伤员,实在挤不下了,就用皮带和绳索绑在车篷甚至保险杠上。从正午到天黑,车队没有走出几公里。撤离新兴里时满载伤员的35辆车加上自行高炮等3辆火力强大的开路车,没有一辆突出重围。费斯中校阵亡,所有的军官士官非死即伤,部队完全失去控制。局势已然明朗:第31团战斗队已经毫无组织,开始溃散。还走得动的伤员们,踏上冰封的长津湖,向位于下碣隅里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阵地走避。有的走有的爬,有的互相搀扶,有的拖着睡袋里的重伤员……                   5   志愿军冲下山坡,带走了尚可行走的美军。没理睬重伤号,把他们留在公路上等死。十九岁的二等兵埃德·里夫斯瘫坐在卡车里,身边的伤兵又死了几个。他想逃走,但是伤腿一动就疼得要昏死过去。战斗已经结束,跟在美军后面撤退的朝鲜难民队伍开始超越车队。静默地,一家家带着老人、妇女和儿童。里夫斯惊讶地看到:走过每一辆汽车,他们都会停下脚步,看一看死伤的美国大兵。有人把雪融化了给伤员喝,还有人把伤员装进睡袋并拽上拉链。更多的人只是默然伫立,缓缓深鞠一躬,然后离去。里夫斯想:这太悬了!中共军队还在附近,也许会丢命的呀!但有一种荣誉感在他胸臆间颤动,如一小丛温暖的火。      (暴风雪中跟随美军撤退的北朝鲜难民)   里夫斯觉得已听见死神悄然走近,在雪地上踩出轻缓细碎的足音。他费力地掏出自己的《圣经·新约全书》,脱下手套,用冻僵的手指翻到第二十三篇《约翰一书》,开始朗读。难友们静静地听着: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   “嗨,司机,”他忽然扭过头,冲受了重伤的司机大喊,“那股烟是从哪儿来的?”司机艰难地回过头,轻声说前面正烧车呢,里面还有伤员。里夫斯默祷说:上帝,死几次也别让我活活烧死!请带走我的恐惧,让我像一个人那样有尊严地去死吧!我的神,我这就要去见您了!于是,一种奇妙的平静如天使般悄然降临。里夫斯惊讶莫名,便坐起来迎接死亡。   里夫斯乘坐的那辆车点不着,汽油早已从弹洞里漏干,三名中国兵便分头解决问题。一个去解决躲避在车底的伤员,一个在车尾往里开枪,一个爬上侧面厢板,倾下身子,照每人头上一枪。这个士兵有条不紊地干,一个也不打算漏过。当枪口转向自己时,里夫斯就在心里轻声说:“上帝啊,我这就来了!”一声枪响,枪口的冲击波把他打躺下。他惊愕地睁大眼,去看那个士兵。那士兵也吃惊地看他一眼,跳下车,走了。里夫斯紧忙滑进睡袋,拉上拉链。摸摸脑袋,还在,只蹭破一层皮。   “我的神,我的主,我的上帝……”                   6   序幕结束。现在,长津湖悲剧的主角轮到了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   几乎与新兴里突围同时,也是12月1日,陆战第1师主力第5团、第7团开始从柳潭里突围。天刚放亮,155毫米重型榴弹炮群开始集团发射。突围之战,这种大口径重炮是累赘,须减轻负担,在上路前打光全部炮弹。晨风锐利如刀。收拾行装发动车辆的士兵们冻得瑟瑟发抖,不时围到火堆边上缓一口气。不期然间,环形阵地的一角响起国歌的旋律。是一支小号,肃穆而又悲凉。喧嚣的柳潭里静默下来。人们心头一颤,战地葬仪就要结束了。本来,按照海军陆战队死不留尸的传统,他们应该带上战友的尸体撤退,但这支苦战了三日四夜的疲惫之师已再无余力。他们仔细记下了每一位死者的姓名和准确位置,总有一天要带他们回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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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主义精髓——预定论概论与争论 III

 3.            救贖的有限性                 在救贖的有限性來看,救恩只是給與那些上帝所揀選的人,而不可能是為全人類而預備的(我們從理論上和實際上均發現如此),這並不是上帝的吝嗇或救恩的效用性問題。因為若果我們想當人犯了罪之後,本來全人類都要進入永死之中,但因著上帝的慈愛,祂預先揀選了某些人,使他們能得到上帝這特別的恩典。對於這些蒙揀選的人來看,上帝的救贖才有意義。                 正因為救恩完全是上帝的主權和恩典,人便不能抗拒,這正好與亞民念主義持相對的論點,因為是上帝所揀選的,自然在這位無所不能的上帝面前,事情當然會如祂所願而發生,包括了人的得救,人根本是沒有自由去作抉擇,連人所作的決志也是在這位上帝的掌握之中。不但如此,上帝也必會保守他們不致失落救恩(約六37)。   六、預定論產生的問題 1.            揀選與佈道                 有些人問,既然一切都是由上帝去「命定」,人還要去傳福音嗎?加爾文主義並不是宿命主義,因為雖然上帝已掌握萬事的發生,但人總不能知道萬事背後的計劃怎樣,不然我們也能作上帝了,正因為我們不知道那人是否上帝所揀選的,我們就當以感恩的心來向他傳福音,因為能與上帝同工是莫大的福氣。                 揀選不但沒有削弱佈道的意義,反而成為支持佈道的根據,因為只有藉著佈道,才能達到揀選的目的。只有蒙揀選的人能透過福音的傳揚而得救,這裏的意思不是說,有些本來可以進天國的人被拒諸大門外;相反,它的意思是說,本來沒有人能進天國,但有些人藉著信心,卻得以進入天國。                 保羅說:「屬血氣的人不領會上帝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4),除非上帝「呼召」他,否則福音永遠不能進入人的心裏,他也永遠不能相信;另一處經文又指出,上帝只呼召那些祂所揀選的人:「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羅八30)。若沒有揀選,就沒有呼召,更沒有悔改,那麼一切佈道活動都變為徒然。                 為何仍要傳福音呢?由下列四個因素: 1.            每個人都犯了罪,是有罪的,因此需要基督(羅三19-26;徒四12); 2.       對每一個相信祂的人而言,祂是完全的救主,能滿足人一切需要(約三16;徒十三39;羅一16;來七25); 3.            上帝仁慈地邀請每一位需要祂的人來到祂面前,得享平安(太十一28節;約六37;啟三20); 4.            上帝發出明確的命令,凡聽見福音的人,都應悔改,相信基督的名(徒十七30;約壹三23)。                 因此,我們可以說,傳福音是基於服從基督的命令(太廿八19),在祂的愛的激勵下(林後五14),傳揚福音。我們不可以猜測那些來相信的朋友是否已蒙揀選(那是我們不應管的事),我們只要單單顧念到人人都需要基督,然後盡一切所能,以摯誠的基督徒愛心,藉看我們的見證和禱告,滿足他們的需要。   2.            預定與自由意志                 反對預定論的人認為,上帝對人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旨意,人既有自由意志,他就可以規劃自己的命運,上帝只是按人的功過對待他。「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帖前四3-4)                 另一個反駁預定論的理據是,究竟亞當(甚至全人類)的墮落是否出於上帝的預定?加爾文回應說,正因為「亞當的墮落竟牽涉到這許多民族它們的後裔都陷於永遠的死亡中,這事要不是上帝的旨意,又如何可能呢?」(3.22.13)若沒有棄絕,就不會有揀選,他補充說:「這誠然是一個可怕的天命……上帝在創造人以前即預先知道人最後的命運,並且祂之所以預先知道,是因為這是祂自己所命定的。若有人於此處攻擊上帝的預知,……我們怎能以天上裁判主的預知來作為指責祂的根據呢?」(3.22.13)人是沒有理由向上帝爭吵的,當人向上帝爭論時,人不能把自己甘心樂意所犯的罪壓下去,而把責任推給上帝,聖經說:「你這個人哪,你是誰,竟敢向上帝強嘴呢?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甚麼這樣造我呢?』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裡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器皿嗎?」(參羅九20-21)。                 既然是出於上帝的預定,我們可否對某人說:「你的不信是由於上帝注定你滅亡!」呢?加爾文回應說:「這種說法,非但慫恿懈怠,而且鼓勵為惡。」(3.22.14)他引用奧古斯丁的話說:「若有上帝賜恩幫助,一個人可以因人的警告而獲益,然而上帝也不必藉人的警告來幫助人……當祂施行拯救時,人的自由意志絕對不能拒絕……正因為我們不知道誰屬於預定,或誰不屬於預定得救的人當中,所以我們當熱烈地盼望一切人的拯救。我們所遇到的無論是誰,都當努力他分享平安。」(3.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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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主义精髓——预定论概论与争论 II

5. 聖徒的堅忍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 (約17:22)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豫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彼前1:5)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作那從神生的必保護他》,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約壹5:18) 加爾文第五點是聖徒的堅忍,又叫作永遠的救恩,又稱一次得救永遠得救。這點較多為其他派別的基督徒接受。他們雖然不信預定論,但卻堅信一個真正信主的人是不會滅亡的。他們引了主耶穌的說話,說主賜信主的人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主及父手中把他們奪去。他們又從原文上著手,發現「信子的人有永生」;「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等經文中「有永生」的「有」字是現在式,即是現在有永生,不是將來才有。這是一個邏輯問題,若果神說信的人將來就有永生,而神將來又不給,這在邏輯上也可以說得過(道德上則很有問題,神是信實的,絕對不會應許了又反悔),但聖經是說信主的人「現在」有「永」生。若果我今日有永生,明天我因某某原因失了去,那麼我今日是否能說有「永」生?只得一日就算「永」?是神用詞不當還是故意誤導?你以為「永生」是一件物件嗎?可以得著後又失去之後又可再得著又再失去?又重生又重死又重生又重死?這就聖經中所謂的「永生」?若「永生」得著後會再失去,那根本不算是「永生」,而是「暫生」。我認為他們這些見解都是正確的,我非常贊成他們的說法。我現在嘗試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我想從聖經中看看「保守」這個道理。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 約17:22) 這節經文明明說到主「保守」門徒不會滅亡。難道主自己的祈禱都會落空?主不為猶大祈禱,因為猶大是一個假信徒,假信徒當然是滅亡的。猶大沒有失去救恩,因他從來未曾得著救恩。聖經說主耶穌一早已知誰要出賣祂,「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耶穌從起頭就知道,誰不信他,誰要賣他。」(約6:64)。猶太從頭到尾是個賊:「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約12:6)。猶太根本未得救的。至於為何主會揀他作門徒,叫他傳道,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用一個反面教材叫我們後世的人小心防避,因為一些口稱信主及熱心事主的人,原來是口是心非的的小人,猶太就是一個好例子了。當然,最主要的目的是主耶穌藉著他的反叛完成了祂釘十字的救贖計劃。(注意,不是主叫猶大出賣祂,而是主容讓猶大出賣祂,並將他犯罪的結果轉成救贖世人的恩典。) 有人可能會說,主只是為他十一個門徒祈禱,但經文接說:「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約17:20)。我想問問各位,這些門徒在日後的日子是否百分百沒有可能變成不信?若不信,那就沒有永生了,但事實他們沒有變成不信,為什麼?因為神的能力保守他們繼續信。這點在加爾文主義者看來完全沒有問題,因為我們相信人得救的信心是神賜的,但在亞米紐派者看來可能會有點矛盾,若人當初用自由意志去信主得救,得救後為什麼不能用自由意去不信主?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豫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彼前1:5」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作那從神生的必保護他》,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約壹5:18 以上經文看到我們是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救恩。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我們從神生,必保守自己。那麼究竟是神保守我們,還是我們保守自己?答案是,兩者都是。非加爾主義者時常諷刺信預定論的人及永遠救恩的人,說我們不需要有好行為,不需要結果子,甚至不需去信,反正凡事是是預定,救恩永不會失落!但這是對加爾文主主義是一個極大的誤解。我們會保守自己的,因為我們是從神生的:「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我們保守自己,不是我們能保守自己的救恩,而是因為這是神的吩咐,我們作為神的兒女有責任這樣做,這可證明自己真是從神的。若有人從來不保守自己,反而時常放縱犯罪,這就證明他是從惡者生的,不是從神生的。他從來未曾得著救恩。這不是事後孔明,因為我們人的限制,許多事只能從結果看出真相。好像一位老師,最初可能不知道新一班的各位同學是勤力還是懶惰,他可能看見某位同學的平常表現好像不錯,誰知測驗考試到來,各科不及格,才發現原來這位同學非常懶散,不願讀書。難道這位老師的發現也算是事後孔明?簡直於理不合。 有人可能會問,從神的生的人一定會保守自己及得救,為什麼神在聖經中時常提及要我們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又警告不聖潔及離棄神的可怕後果呢?原因有三:第一,自稱信主的人當中一定有假信及暫時相信的人,神用這些警告來叫人不要犯罪及離開信仰。第二,我們真正信主的人要知道神對這些事的心情及態度,神憎惡這些可恥的事,雖然信主的人不會滅亡,但我們能從這些嚴厲警告中得到提醒。第三,神想信祂的人承擔責任。我這樣說可能令非加爾文主義者感到意外,因為他們以為我們預定論者是反對人對神是有責任的。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反對人對神有責任,我們只是強調人沒有能力履行責任而已。神吩付我們信主的人要聖潔、要忍耐、要保守自己,雖然神一早已經定了最終的結果,但我們絕對不會因為如此就不去遵行神的命令。舉例說,難道我們可以因為我們知道神是全知的,所以就結論說向神祈禱是多餘的,因祂一早知我想說什麼?我們是從神生的,我們是討神喜悅的人,無論事情的結果是會怎樣。批評預定論的人說預定論者既相信一切是神所預定、救恩又永不失落,所以我們就可以不傳福音、隨隨便便地生活(甚至可以不信!)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謬觀念,完全沒有根據。 其實永遠救恩這道理是要用信心來接受的。有人可能見識經歷較少,但他們單純地接受神的應許:你們永不滅亡,他們就歡喜領受。有人高言大智,引經據典地辯駁,為要證明信主的人(包括自己)的救恩隨時會失去,可能會滅亡,這是他們對神的保守的不信任。各位讀者,你們的意見如何呢?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肌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 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然而靠著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裡的。」(羅8:35-39) 「祂既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約13:1) 「一切」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因為主的愛是「到底」的愛。   一、關乎預定的爭論                 「預定」的是基督教信仰中極具爭論的教義,在討論這個觀點中,「加爾文派」(Calvinist)及「亞米紐斯派」(Arminian)勢成水火,各不相讓,因此在本來合一的基督教會中產生了分裂的現象,似乎最好的處理方法莫過於把它忘記得一乾二淨。                 然而,奇怪的是,保羅在聖經中卻相當重視「預定」的教義,他既不為這題目大大爭論,也不覺得尷尬;他既不被此題目困擾,也不以它為恥。他只是簡單地接受這個教義,並把它當作是福音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來闡釋。當他用這個教義來教訓人的時候,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幫助信徒看見救贖恩典的偉大,並藉此感動他們,激發他們敬拜,且在生命上作出相稱的回應。(參羅八28-十一36;弗一3-14;林前一20-31;帖前二13-14;提後一9-10) 二、預定的重要                 保羅因著預定的思想,向門徒發出讚美的邀請:「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就如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弗一3-6)                 保羅因著預定的思想,為信徒帶來確據和激勵:「誰能控告上帝所揀選的人呢?有上帝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上帝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羅八33-34)                 保羅把預定視作勸誡的倫理基礎:「所以,你們既是上帝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西三12)                 保羅把我們希望能避而不談的「預定」主題,視作崇拜、信仰確據和聖潔生活的動力和重心,由此可見,「預定」是我們必需正視的課題。「預定」教義是關乎到上帝的旨意最深入的奧祕,是深奧的理論,聖經中有關揀選的教義,是要使基督徒謙卑、有信心、喜樂和活躍。但倘若信徒誤用這教義的話,則會成為他們的絆腳石,他們持守並傳揚揀選的教義,自己反而變得驕傲、狂妄、苟安和怠惰。因此,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中警告說:「永遠的揀選,上帝藉此預言一些人得救,一些人滅亡」(3.21標題)。                 為何必需重視「預定」呢?加爾文指出,永恆的揀選是必要的,他說:「在實際的生活處境中,生活之約並非平均地向所有人傳講,而在所有聽聞福音的人中,亦並非所有人聽的都是一樣。」(3.21)(這就避免了「我當日/今日唔信主是由於我聽得不清楚!」「我沒有聽過!」的藉口)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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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主义精髓——预定论概论与争论

加尔文主义精髓——预定论概论与争论 摘自网络   曼德编辑 前言:预定论概述 預定論(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是講述神揀選人得救的道理。預定論又稱為加爾文主義,因為加爾文的神學特別強調神揀選人的主權。他的跟隨者後來將加爾文對預定論的見解歸納為五大點,即是加爾文主義五點(Five Points of Calvinism)。它們分別為「人完全敗壞」(Total Depravity)、「無條件揀選」(Unconditional Election)、「有限度救贖」(Limited Atonement)、「不能抗拒恩典」(Irresistible Grace)及「聖徒的堅忍」(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現在逐一簡單地解釋一下。 1.人的全然敗壞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耶17:9)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 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羅3:10-12) 加爾文主義第一點是說人是完全敗壞的。人完全敗壞,不是說人犯罪犯到無可再差,壞到無可再壞的程度,而是說人的身心靈每一部份都受到罪所影響,人天然不能明白神,也不會尋求神,更加沒有能力作出什麼事情協助他獲得救恩。人在認識神及得著救恩的事上是完全無能的。這就是「完全敗壞」的意思。有反對加爾文主義的人說,聖經都沒有「完全敗壞」這個詞,所以「完全敗壞」這個道理不是合聖經。那我則要反問,我也沒有在聖經中看到「自由意志」這個詞,所以「自由意志」是不合聖經的!聖經中也沒有「三位一體」這個詞,但的的確確在聖經中有三位一體的道理。這是大家都確信的。那麼聖經中有沒有「完全敗壞」這個道理? 在我所引的第一節經文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心是代表人的情感、思想及意志。既然聖經說人心壞到極處,為何會有人說人的意志是「自由」的? 另外,羅馬書3:10說到「沒有尋求神的……連一個也沒有」。看前文後理,保羅是說到罪的普及性及影響力。是罪(原罪)令到沒有一個願意尋求神。連尋求神的意志都沒有,為何有人還堅持人的意志是「自由」的? 再看羅8:7:「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體貼肉體的人,就是指那些未信主的人,因為第九節說「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聖經說那些未信的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他們不服神的律法,第一是因為他們不願去服,第二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去服!為何有人會說人與生俱來已有能力去服主及信主?再者,究竟聖經中何章何節說得救是靠人的意志?我看不出來。我只看到約1:13說:「…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will of man)生的,乃是從神生的。」聖經又在何處說人能夠用自己的意志尋求甚至揀選神?我又看不出來,我只看到聖經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羅3:11-12)。人根本是完全無助。人的意志算甚麼?神要與人的意志合作才可能完成救恩?人的意志一早(一出世)已被罪性敗壞了,聖經形容我們靈性如死的人一樣(弗2:1),請問死的人如何與神合作? 必定有人說,人若沒有自由意志,那人類豈不是成了機械人?其實,你覺得自己像機械人嗎?不信的人又會覺得自己像機械人嗎?我們的確是自由自在作我們喜歡的事,亦為我們所作的事負責。但這不是自由意志的意思。自由意志是人的意志可以完全不受任何因素束縛及影響而作出選擇。舉一個例,吸煙的人有自由吸煙或不吸煙,但有煙癮的人往往會選擇吸煙,因為他的煙癮影響他的意志。我們說他可以自由選擇,但他的意志不是完全自由的。我們一出生便有罪性,而罪性影響我們的意志,以至我們天然傾向不會信神,不會尋求神,不會揀選神,亦不會作合祂心意的事。我們有自由作任何事,但我們的意志並不自由,乃受罪惡所捆綁。你或會問,人一出生便沒有自由意志,神是否不公平?我則反問,你相信人一出世有罪性嗎?你認為神這個安排公平嗎?若你接受人一生出來便有罪性(大部份基督徒都同意這點),那麼罪性影響到意志的層面,這有什麼奇怪?有什麼特別的不公平?若你真是要怨,只能怨亞當夏娃,是他們連累我們。但我勸大家還是不要怨他們了,因為換著當日魔鬼試探是人是你,你也可能失敗。再者,現在已經得救的人,神都拯救了你,怨什麼?而不信的人,我也從沒有聽過他們犯罪會怨亞當。他們心裏知道犯罪是要自己負責的。 自由與自由意志是不同的。自由是名詞,自由意志的「自由」是形容詞。人當然有自由,但人的意志卻不是「自由」的,乃受罪性的破壞。我真不明白這麼多基督徒都認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2:13)。我們信主的人立志行事,尚且要靠神在我們心裏運行,難道未信主的人決志信主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罪真的沒有影響人的意志,尤其是向神方面的意志?我想各人對「完全敗壞」的「完全」有不同見解吧。但我想若你認為人揀選神的意志是自由的,那你還最好不要說人是「完全」敗壞,起碼他的意志沒有敗壞,仍是自由自在。只有信預定論的人才是真正相信人是完全敗壞,恕我這樣說。而只有接受人完全敗壞,即沒有人能憑自己的意志揀選神而得救,這人才不會介意神沒有完全放手讓我們自由揀選信祂而獲取救恩(這樣全世界人都不會揀神,沒有一個人得救),相反會感謝神在人完全不理會神仍堅持用祂的權能救那些完全不配的人。 人是完全敗壞,當然是包括意志方面。揀選神的意志,事事行祂心意,連信了主的人也覺難,但有人卻認為沒有神生命的人揀選信主好像是輕而易舉的!事實是,揀選信神需要天下間最大的意志力,方能衝破一切從魔鬼及肉身來的營壘及攔阻。但若他真有這樣大的意志力,那麼他就可能一生都不犯罪了!我曾經解釋過,完全敗壞的完全,不是敗壞到無可再敗壞的地步,而是人的每一方面都是敗壞的,絕不能靠這些東西令自己得救,這叫「完全」敗壞,而每一個人得救,就「完全」是神的恩典。 你可能會再問,人的意志既是這樣敗壞,天然地不會尋求神及揀選神,那麼人豈不是絕望?感謝神,神在過住歷史及至現在一直都用祂的能力改變人的意志使人能真正尋求及揀選他。舊約及新約人物,他們之所以能尋求神及揀選神,是神在他們敗壞的意志上作工,以至他們能作出合神心意的事。注意,是改變他們的意志,不是勉強他們的意志。神不勉強人,但祂能使人甘心情願的接受祂。 2. 無條件揀選 加爾文主義第二點是「無條件揀選」。各位接受這點與否,完全看你是否接受之前的一點,即是「人完全敗壞」。若你不相信人完全敗壞,即是你認為人基本上有能力揀選信神,你就會覺得神很殘酷不仁,因為若有人願意信主,偏偏主沒有揀選他,他就要落獄。這是怎麼樣的神!但當你相信世上沒有一個人願意及有能力信神,你就會感謝神的揀選,因為若沒有揀選,全世界人都要滅亡。所以,你接受預定論與否,很關鍵看你是否相信人是完全敗壞,若你真是相信人是完全沒法有得救的事情上有任何功勞,那麼他若得救,一定是「全是恩典」。 有讀者可能不能接受神只揀選一些人得救,而容讓其他人滅亡。其實神若不預定人得救,不單只未被預定的人不得救,而是全世界人都不能得救。他們為那些未被預定的人抱不平,視神的預定為殘酷不仁之事,殊不知若沒有預定,沒有人可以信到主:「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裏來的。」(約6:44)。那時全界人都要落地獄,那時才是真真正正的公平!但感謝神,恩典並不是建基於人所謂的公平上,乃是出於神的主權。難道主為我們的罪死,無罪的神子代替罪人受罰,這又叫作公平?不公平你又接受主的救恩?人犯罪是要自己負責,這是聖經的道理,我們無意更改神的說話。但人能信主卻完全是神的恩典,這也是聖經清清楚楚說的。我們可能不完全明白這真理,但我們無權不接受神的啟示。就看它是奧秘吧,好像接受三位一體的奧秘一樣。 反對預定論的人,他們只是一面倒看事情的負面。他們問神不揀選的人又如何?神豈不是殘忍?但他們卻不從正面去想,若神不揀選人信,全世界人都要滅亡。又有人說,神揀選人得救,豈不是揀選人滅亡?這又是負面。如果我是一國之君,在某國慶日大赦數名死囚免死,我是否又是揀選其他死囚滅亡?究竟在監裏的罪犯,是因為我不選擇救他們而入獄,還是因為他們因犯罪而獄?他們是因犯罪而入獄,而他們受罰是應當的!相反,獲大赦的人出獄是完全出於赦免者的憐憫和恩慈,他們絕對沒有半點可誇的地方,包括他們的行為及意志!各位讀者,我請你們聽清楚這一點,我們世人就是那些坐監的罪犯!若我們犯罪不悔改,下地獄是天公地義的事,不要怪神不揀選你。神沒有必要揀選所有人得救。神沒有叫我們犯罪,也沒有令我們犯罪,我們們犯罪,是自己揀選的,神從來不需要向人的罪負責。但若你已經信主,我也勸你將一切的榮耀歸給神,不要學天主教的人誇自己的行為(他們說人得救要信加上行為),也不要學亞米念派的人誇自己的意志(他們說人得救最關鍵的因素是人用意志去選擇信神,否則神一定不救—否定神救人的主權)。 不錯,聖經明說人要信才得救。我自己也時常去傳福音(所以我不是極端加爾文主義。有讀者不知道正統加爾文主義及極端加爾文主義的分別),我也強調人要信才得救,但我心裏知道他們本身沒有能力去信。你說,這豈不是自相矛盾?明明知道他們沒有能力信,還去叫他們信?其實我是相神能賜他們信心。聖經中有說得救的信心是神賜的嗎?有。「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2:8-9);「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12:2);「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給那因我們的神,和《有古卷無和字》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彼後1:1) 另外,聖經中有沒有無條件揀選的例子?有。以色列。神為可要揀選以色列?是否因為以色列人順服,以色列人多,或是以色列人有信心?通通不是,是因為神愛他,為什麼愛他?沒有解釋。神又為何要救保羅?是因他對主有信心,或是因他想做基督徒?都不是。是因為神要揀選他,神要用他。若不是神主權的安排,在大馬色的路上向他顯現,他還要去捉拿基督徒! 其實,我相信在各位讀者心中,豈終會覺得無條件的愛才是最偉大的愛。可惜,不少基督徒,都不知不覺間將自己的信心當成神救我們的條件。我信就得救,我不信就不得救。其實這話沒有錯。但信心不是人天然有能力達到的條件,信心是神的恩賜。所以我們說,一個人得救,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完全是無條件的,連他所需的信心,也是神所賜的。這就是神無條件的愛,也是最偉大的愛。不信主的人,不是完全沒有信心,而是沒有足夠的信心以至得救。我曾經說過完全敗壞的定義,不是人敗壞到「完全」的地步,而是人每一方面都敗壞,以至不能靠自己任何能力(包括意志及信心)而得救。 其實,想深一層,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在傳福音上,都多多少少信預定論。我們為不信者祈禱的時候,有否會求神賜他得救的信心?你這樣求,明顯你相信神有主權賜人信心,不然你求神作什麼?你也相信你的福音對象本身是沒有足夠信心信主,不然你為什麼不求他運用他與生俱來的信心信主,而求神賜他信心?我們每一次祈禱,豈不是在承認神有能力及主權嗎?我們時常說傳福音祈禱是最重要,但我們求神去救一個人,就是求神用祂的能力及主權去救他。神在救人靈魂的事情上實在有主權的。若那人果真有能力聽完福音後自己會用自由意志去信,我們求神賜他得救的信心幹什麼?因循式的祈禱嗎?你說他始終需要神幫他一把嘛,否則他也不能信得到。那麼我所說人本身沒有足夠信心信主,而人揀選信神的意志不是自由自在的豈不是正對?為何又要說人的意志是「自由」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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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梁——节选自《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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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D Amazon Cameras, Books…                              李劼 有关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定位,难以确然。主将,骁将,健将,众说纷纭。但不管怎么个说法,总是明星人物。而且,鲁迅的出现,亦非孤峰突兀,而是偕胞弟周作人以双子星座式的夺目,升上新文化的星空。与陈独秀、胡适之边叱咤风云边自我充实不同,周氏兄弟可谓厚积薄发,底气充沛。兹有胡适之当年的日记为证:“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之据此,将鲁迅称作白话文学的健将。 相比之下,陈独秀更喜欢鲁迅的小说。读了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药》之后,陈氏感叹:“豫才的政论我不恭维,他的小说我是真的佩服。”但陈独秀后来连鲁迅的杂文也一起喜欢上了。鲁迅谢世后,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在政治上激进得不无天真的陈独秀,在文化上却始终目光如炬,并且一点不计较他人的伤害。且不说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曾经毫无道理地伤害过陈独秀,即便鲁迅回忆旧友时谈及陈独秀和胡适之,也相当刻薄: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于鲁迅,坦然认定其才华;相反,在鲁迅笔下的这两位领袖人物,却一个成了气势汹汹的莽汉,一个成了城府极深却又假装坦诚开明的伪君子,从而反衬出新文化运动中并不耀眼的刘半农,可以让人放心,足以令人亲近。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以小说笔法写杂文的凌厉,并且写得隐晦曲折。不要说让西方人很难读懂这样的文字,就是中国人读起来,也十分费劲。最后一句的亲近半农,意思明白;可是佩服陈胡,却不知道作者到底佩服他们什么。 鲁迅的小说,通常用的是散文笔法。第一篇《狂人日记》更是写得有如意识流。散文式的随意性,致使鲁迅小说的叙事构架总是相当模糊。正如读鲁迅的杂文,可以读出其小说家的功底;读鲁迅的小说,读出的却是思想家的努力。倘若说,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文章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的话,那么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却充满枯籐老树昏鸦式的苍凉。须知,鲁迅的横空出世,乃是胡适之倡言、陈独秀发扬光大的白话文运动所造就的。假如没有白话文运动,鲁迅可能始终蜗居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抄写古碑贴。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实质上是相当趋时的写作,既趋白话文之时,又趋新文化新思潮之时。不过由于深湛的文字功底,显得很具独创性。其中的名言,诸如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踹了一脚,或者,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还有,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其思想之犀利,其文字之苍劲,远比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三大主义所向披靡。虽然其中有关吃人云云,乃是批判的时尚;鲁迅只不过把人们说的礼教吃人,放大到整个一部中国历史吃人罢了。至于这篇小说在语言上的老到,在气氛上的成功营造,在叙事上的天然浑成,更是让胡适的《一个问题》显得有如小学生作业。陈胡两位异口同声称赞鲁迅的文学天才,并非客套,更非敷衍。尤其胡适写在日记里的称赞,发自内心。 鲁迅小说和鲁迅文章,是白话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鲁迅小说提供了一种文学景深,鲁迅的思想展示出批判者的大家风采。鲁迅的贡献,与陈独秀的思想开拓,胡适之的学问成就,周作人的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构成新文化运动四大最具实质性的栋梁架构。四者缺了任何一者,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塌陷。 鲁迅当然也有鲁迅的局限。比起陈独秀和胡适之作为草创者在所难免的幼稚,鲁迅之长和鲁迅之短,都在于其罕见的世故。《红楼梦》那对著名微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恰好就是鲁迅的写照。与此相应,中国人之于鲁迅的崇拜,骨子里与其说是对深刻的敬佩,不如说是对世故的服膺。就此而言,毛泽东之于鲁迅的推崇,乃是无心插柳的成功媚俗。 鲁迅谈论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名篇,首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文充分体现了鲁迅不为他人目光左右、不受流俗影响的独立特行和独到见解。尤其论及对曹操的评价,根本不以《三国演义》为然。但也正是这篇演讲,足以看出鲁迅的特色:世故的深刻。破除文人学士编造的演义迷雾,世故的深刻具有常识的力量。但这样的深刻又通常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为世故不具备人文视野上的恢宏深邃。认为曹操有本事,是英雄,无疑眼光独到。但提及党锢背景,以清流论之,则有失短浅。党锢悲剧不在于清浊与否,而在于不可为而为之的惨痛,并且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与陈独秀的人生悲剧十分相像。鲁迅看不到这样的人文内涵。因为鲁迅从来不曾有过相类的经历,更因为鲁迅以世故论世、论人、论史,讲说得再深刻,也不脱其世俗气。陈蕃李膺敢为之的事情,陈独秀敢为之的事情,鲁迅却是绝对不敢的。江浙文化群里,英雄迭出,徐锡麟、秋瑾不用说了,即便是章太炎,也曾在苏报案中笑傲朝廷。鲁迅不具备这种超凡出俗的胆魄,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文字,扮演话语英雄,并且将深刻诉诸老于世故。必须指出,世故的心理成因,乃是怯懦。 一个怯懦者谈论英雄人物,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且不说谈论嵇康时的吞吞吐吐,即便是论及曹操禁酒,明明知道曹操嗜酒,并举出“何以解愁,唯有杜康”作证;却看不出曹操的禁酒,其实源自刻意模仿周公的虚荣,也同样有诗为证,并且就是同一首《短歌行》的后面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是,鲁迅却只是以世故的常识论说曹操的禁酒和孔融的反对:“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这类评说出自毛泽东或者蒋介石之口,听上去明白事理。但出自鲁迅之口,却世俗得不像文化大家。但这就是鲁迅。鲁迅既茫然于周公的禁酒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做一把英雄人物的辉煌,不知道英雄人物常常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倘若说,没有经历不算是世故的局限,因为有时候仅凭着世故,也能看出他人的虚荣;那么茫然于周公禁酒,却实在是鲁迅在史识上的短缺。鲁迅的长于阅世,以短于史识为代价。 比较一下王国维,鲁迅的世故更加鲜明突出。被鲁迅讥讽为老实得像火腿的王国维,其脾性与鲁迅刚好相反,不通世故,却史识极深。王国维在日常生活中,可说是浑浑然,与贾宝玉相近,只是不像贾宝玉那么沉缅于儿女情长。王国维所醉心于的,是思想和学问。王国维的学术,既不受他人目光影响,也不受世故眼光的桎棝;王国维因此能够看出中国历史变迁之剧,莫过于商周之交;因此能够看出《红楼梦》乃国民的悲剧之悲剧。且不说鲁迅只知道朝历史踹上一脚,根本不知道商周之交发生了什么重大的转折;即便是论及《红楼梦》,鲁迅也只会说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会者,独宝玉而已”,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之言。因为以鲁迅的世故,很难读懂林黛玉。最为呼吸领会悲凉之雾者,乃是林黛玉。贾宝玉是随着林黛玉的呼吸,领会悲凉之雾的。书呆子王国维的历史视野和审美品味,全都为世事洞明的鲁迅所难以企及。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王国维得了不掺世故的深刻,鲁迅的世故使之丧失了恢宏的视野,高远深邃的审美境界。至于彼此的人生结局,其得失则见仁见智。 必须指出的是,也正是这样的局限,致使以深刻见长以深刻著称的鲁迅,看不出十月革命的暴虐,看不出共产党师法苏联的造反背后,潜伏着什么样的历史沉淀。王国维从北伐军枪杀叶德辉的事件中,看出历史走向“先共和后共产”的灾变。蔡元培虽然经常有激进之举,但始终拒绝认同苏联顾问指导下的工农革命。鲁迅目睹了国共破裂之后,却断然转向与共产党合作,转向接受马列主义。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有如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那么鲁迅的走向共产党则有如孔子“吾从周”式的追随周公姬旦专制理念。 倘若再将鲁迅小说和文章放到既恢宏又细腻的《红楼梦》跟前,那么鲁迅的苍白就更加明显。鲁迅既不恢宏,也无细腻。恢宏是视野的深邃和胸襟的开阔;细腻是怜花惜玉,也是慈悲和关爱。从鲁迅小说和文章里,读者只看见一个仇恨的化身,并且以嫉妒为仇恨的内在动因,很少能读到爱的温馨,情感的亮丽,更难读到悲悯的胸怀。鲁迅的深刻,只能在世俗世界里游刃有余,一旦进入精神境界,马上相形见拙。从《山海经》起笔的《红楼梦》刻画出了一个民族本真的灵魂,鲁迅的文字,实录下的、折射出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痼疾,或者说,集体无意识创伤。《阿Q正传》里的种种丑陋,既是民族的,也是鲁迅自己的。阿Q尚且敢向吴妈求爱,鲁迅连直面自己爱情的勇气都没有。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在爱情面前的失态,在婚姻面前的进退失据。假如当初鲁迅敢抗母命,跟自己所喜欢的日本房东女儿结婚,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是非。就算母命难违,但鲁迅假如能够像胡适那样,找到自我平衡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不得体的变态。好在周作人是祥和的,慈悲的,虽然表示断绝来往,却不与兄长计较。 刘半农曾经赠送鲁迅一幅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看了这幅对联,方知鲁迅为何在文章中以贬损陈独秀和胡适之来表示亲近。因为刘半农实在懵懂得可以。倘若说,魏晋时代的人文风貌,可以分别以曹操和嵇康为象征,那么先是驰骋天下的英雄气概,后是民不畏死的自由人格。这两者都是怯懦的鲁迅所望尘莫及的,鲁迅怎么可能做出与之般配的魏晋文章?从审美上说,曹操和嵇康,乃是同质异形的阳刚,有类于、或者说承继了汉末党锢英豪的胆气和风骨。而鲁迅却是因为怯懦因为自卑因为嫉妒因为难以愈治的心理创伤而导致的极度阴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托尼学说,鲁迅性喜尼采是众所周知的,但于托尔斯泰却是风马牛不相及。 俄国两位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其文化底蕴都具有深邃的宗教内涵。他们对灵魂的关注和拷问,远远超过对世俗社会的热衷。比起托尔斯泰在灵魂救赎意义上的忏悔,鲁迅标榜的自我解剖,不得要领。托氏《复活》中的男主角聂赫留道夫在玛丝洛娃面前的自惭形秽以及真诚忏悔,是鲁迅面对当年热恋过、后来又不得不舍弃的日本房东女儿,始终跨不过的门槛。鲁迅由此造成的变态,下意识地流露在后期杂文里。比如伤害曾经挺身救国的赛金花,不仅嘲讽她“早已被奉为九天护国娘娘”,还恶声恶气地讥笑她与“德国统帅瓦德西睡过一些时候。”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鲁迅不需要关切灵魂;作为一个中国男人,鲁迅没觉得在妓女面前有什么自惭形秽之处;作为一个与《红楼梦》作者截然不同的中国作家,鲁迅堂而皇之地以“贾府上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表示对贵族少女的轻蔑。如此语气,如此论断,与其说鲁迅是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不如说是鲁迅籍此发泄对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贵女性的嫉恨。 从古纸堆里爬出来的鲁迅,对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其实相当陌生。除了尼采,几乎没有真正接触过其他有经典意味的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早年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一类文章,仅仅是趋时之作。鲁迅既没有曹雪芹之于女性的谦卑,也没有托尔斯泰之于女性的悲悯。鲁迅会为死去的女学生写声情并茂的悼文,但也会在日记里把夫妻间的房事说成是洗脚。相比之下,托尔斯泰从娜塔莎写到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写到玛丝洛娃;从爱慕写到怜悯,从怜悯写到忏悔;越写越谦恭,越写越自惭形秽。但鲁迅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没有这样的灵魂拷问,没有这样的从世俗社会批判,走向内心自我反省。托尔斯泰的早年,曾经放浪形骸;托尔斯泰的晚年,却随着灵魂的追问,走向了悟,走向空灵,最后像贾宝玉一样的离家出走。 与此相反,鲁迅一生都不得解脱。与许许多多深受专制传统和专制道德压抑的中国男人一样,鲁迅骨子里乃是一个问题男人。所谓问题男人,是意指无法以健康的心态、面对女性的男人。其特征在于,要么压抑到变态,要么放纵到荒淫无度。用小说人物作象征则是,要么像《红楼梦》里那个可怜兮兮的贾瑞,要么像《金瓶梅》里那个横行霸道的西门庆。贾瑞是大观园里的阿Q,阿Q是末庄的贾瑞。彼此同样的压抑,彼此同样的极具革命性。阿Q闹革命是要成为赵太爷,贾瑞假如造反则是要成为西门庆。同样两个中国最著名的问题男人,毛泽东是做成了西门庆的鲁迅,而鲁迅则是始终处在贾瑞状态里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和鲁迅最为相通之处:都不把女人当回事。只是彼此跟女人在一起的感觉略异,一个叫做洗脚,一个干脆叫做洗阳物。 就中国男人而言,鲁迅和毛泽东,其阴柔不相上下,其怯懦、其心态也彼此伯仲。鲁迅不敢成为徐锡麟,毛泽东的被捕表现,与张国焘相类。这是两个全都不敢成为陈蕃、不敢做一下嵇康、没有陈独秀那么无畏的懦夫,而一旦权力在手,无论是政权的,还是话语的,都会一样的凶狠。这也是两个全都无法面对林黛玉那样的高贵女子、也很难得到这类女子垂爱的问题男人,因此形成了他们的心理问题。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情,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在鲁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良辰美景。除了家世门弟上的差异,更有性情上的障碍。由此产生阿Q之于假洋鬼子式的嫉恨,也算顺理成章。须知,毛泽东以九五之尊,在女人堆里尚且都得不到徐志摩的风流,邵洵美的倜傥。毛泽东通常只能在女服务员那里如鱼得水。曾几何时,延安发生过有才情有心气的女子,遭到毛泽东的调戏、拂袖而去的故事。这可能是问题男人难以直面的最大尴尬。由此造成的自卑情结,反过来成为这类男人的革命动力。中国的问题男人,往往会成为造反有理的主力,叱咤江湖的枭雄。而且,这类人物的蛮横和专制,是相当彻底的。相对于绅士风度十足的“费厄泼赖”,鲁迅要“痛打落水狗”。古人有言,穷寇匆迫,毛泽东却说,宜将剩勇追穷寇。 世故有碍视野的开阔,卑怯带来的心理问题,使鲁迅丧失应有的慈悲。作为一个颇具民族人文经典意味的伟大作家,鲁迅始终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可能是许多研究者都感到困惑的课题。殊不知,这恰好就是鲁迅的深刻特征。鲁迅的深刻,有点无面;或者说,是一种滑动在平面上的语言历险,没有立体感。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好比摆地摊。地摊的含义,在于零碎。而零碎,正是鲁迅文章和鲁迅思想的主要特征。 零碎的另一层涵义,在于构架性的缺失。经典的长篇小说写作,架构能力必不可少。除了叙事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宏观视野,灵魂的深度追寻。所有这些为曹雪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才华和秉赋,全都被鲁迅的世故拒之门外。灵魂的追问,在鲁迅眼里,就像祥林嫂的捐门槛一般可怜可笑;或者像闺土的信仰一样,微不足道。鲁迅在小说中居高临下地俯视芸芸众生,与佛祖称赞一位捐灯油的乞丐老太太最可能成佛,大相庭径。说唯物主义者鲁迅无知无畏,或许有失恭敬;但说鲁迅的写作没有宗教深度,缺乏灵魂力量,所以导致架构能力的缺失,导致终其一生都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接近事实。 鲁迅作品中最具审美价值的,乃是散文集《野草》。世故的深刻由于被诉诸内心的独白,世俗的成份无形之中被融化于情绪的躁动。只是欲望依然在挣扎,英雄和懦夫依然在搏斗。生与死的界线,像衣食住行一般的实在;尽管会在《秋夜》里寻觅寒冷的清冽,搜索生命的温馨,但更多的篇什,却与《复仇》和死亡纠缠。墓地的荒凉,黑夜的浓重,构成一种为鲁迅所特有的暗色调。伦勃朗画面上的暗色,昭示着精神的景深。鲁迅《野草》里的暗色,虽然也具有与伦勃朗画面相近的丰富,却过于躁动不安。灵魂的飞翔是宁静的,欲望的勃起才是焦灼的。同样是蓬勃,荷尔德林的呓语有如林中的晨曦,清澈透明。鲁迅的独白,过于混浊。同样的自言自语,梭罗《瓦尔登湖》展示了自然的气韵,佩索阿《惶然录》有着诗哲的深邃,即便是归有光极为家常的《项脊轩志》,也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而鲁迅的《野草》,却有如荒凉的坟地。乱草在风中摇曳,天色晦暗不明,时空晨暮难辨。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扮演英雄,在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假装牺牲。物象杂乱,意绪纷芜。偌说哲理深奥,其实是一片喧嚣的涂鸦。要说是胡塗乱抹,却又始终煞有介事,至少是正襟危坐写下的文字。病患的心态,腐烂的历史,就这样互相交织着,凝聚成一团粘糊糊的色块。远远看去,倒也颇有一付故弄玄虚的现代派艺术功架。这样的文字,理当写给自己看看算了。公之于众,让虚荣的无知青年读了,一不小心就会以装扮精神错乱,表示自己深不可测。唯有让一些同样怯懦的中国问题男人读了,才可能发现,自己终于找到知音。 《野草》是鲁迅准确生动的自我写照。荒坟般的意像,在审美上不无苍凉,但让一班革命的文学青年眼里,却难以忍受。正如《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诸如《创造社》、《太阳社》之类的文学社团,则是文学青年的集结地。这类社团主要出产愤青式的追随革命潮流者,难得有个把像样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头脑简单,思想左倾,情绪容易随着革命的成败而起伏不定,就像赌场里汗流满面地跟庄的小赌徒,随着赌局的变幻,一会儿捶胸顿足,一会儿高声尖叫。造反,革命,抢劫,赌博,骨子里都是相通的;都算人生冒险,都要祈求好运护佑。而鲁迅的文章,尤其是像《野草》这么老气横秋的荒凉,之于对革命前景抱有阳光明媚憧憬的文学青年,就像挂在一群小赌徒头上的霉运象征。革命的文学青年,理所当然地看不顺眼鲁迅文章,仿佛挡了他们的远大前程。他们向鲁迅发动的那场围攻,虽然喜剧性十足,但也未必全然胡搅蛮缠。至少,封建余孽一说,歪打正着。 好在鲁迅拥有毛泽东之类领袖级人物的激赏。在庞大的革命队伍里,《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小伙计,不过一群跟班而已。且不说到了延安的毛泽东已然一言九鼎,即便当年在上海亭子间里与鲁迅交好的瞿秋白,也曾出任过共产党的总书记。更不用说,当年陈独秀之于鲁迅的赞赏和支持。无论红色苏维埃时期还是在延安立足的共产党,不仅严厉禁止攻击鲁迅,而且派出专职人员,把鲁迅牢牢地绑定在革命的战车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叫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同时反击国民党的围剿。鲁迅因此被封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并且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高耸入云的唱赞,制造出令人晕眩的幻觉。于是,唱赞者与被赞者一起,在绚丽的幻觉里得以升华,不仅一扫彼此的卑怯,而且占尽了鸟瞰芸芸众生的优越。读了毛泽东如此不顾一切的溢美文字,也足以得知,后来林彪狂捧毛泽东的那些个句式,出自何处。 与共产党携手共进的鲁迅,文章越来越霸气。早先的阴柔逐渐变成了阴暗,阴狠,阴毒。比较一下鲁迅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的“党同伐异”(鲁迅自谓)文章,与一九三六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同样的老辣,先前不过扮演帮衬角色,后来的那个答信却下意识地掺有居高临下的训斥派头。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帮架文字,起先曲里拐弯,虚实相间,既不点名,也不道破;比如《忽然想到(七)》中的一段:“我还记得中国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即便恼怒,也不过是《碰壁“之后”》的大惊小怪:“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这是鲁迅帮爱慕他的女学生大造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杨荫榆女士之反的文字。这场造反的结果:杨校长被逐,鲁迅丢失教育部的佥事职务,又意外引出一场文坛上的“闲话”风波;似乎作为某种补偿,鲁迅到手一场婚外情,不久便与闹事女生同居。由于撰文相助之际,掺带了儿女私情,再义正词严也不免有些支支吾吾。及至后来真正到了党同伐异的关头,鲁迅全然正义在手,仇恨在胸,就像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一般,火力凶猛,杀气森然: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无端的指责还要加上倘若有人造谣,好像是在为自己造谣作辩,又像是在煽动他人如此造谣。事实上,延安方面确实乘机跟进,大肆造谣,诬蔑被鲁迅痛骂的托派连同被无辜牵涉的陈独秀,是拿了日本人津贴的汉奸。饶有意味的是,鲁迅此刻的口气,跟毛泽东相当接近:不仅“敬告你们”,而且自说自话地代表中国人,以中国大众自居。不妨比较一下毛泽东的这番名言: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 相比之下,毛泽东当然更加跋扈:把自己的独裁说成是中国人民叫他实行的。而鲁迅则在擅自代表中国大众宣布对方不受欢迎的同时,又擅自代表了一下“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至于被鲁迅指斥的来信者陈其昌,不过是个天真烂漫的共产主义青年,并且还是鲁迅的崇拜者。以鲁迅的地位,如此凶猛地对付一个年轻人,颇有牛刀杀鸡之嫌。更何况人家对鲁迅只有敬意,毫无敌意。陈其昌在信中如此写道: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 仿佛是上苍有意要让鲁迅难堪,杨荫榆和陈其昌二位的人生结局,竟然殊途同归:全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一个在老家苏州向日军抗议奸淫掠杀暴行,被日本士兵骗到桥上残暴枪杀,漂尸河面。一个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日军抓获,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被装入麻袋乱刀刺死,扔进大海。 更令人唏嘘的是,杨荫榆女士乃民国时代先留日后留美、人品端庄、持重敬业的优秀教育家,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据女师大风潮的现场见证者、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忆,当时的情形与不在场的鲁迅写出的,截然不同。李四光在讲说了现场亲眼目睹之后,发出如此感慨: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风潮使杨荫榆女士,在教育界就此丧失应有的前途。此案的悲剧意味,可以对照文革当中死于红卫兵施虐的北京师范女中女校长卞仲耘一案。红卫兵的疯狂,不仅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还可以追溯到那场女师大风潮。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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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基督徒关於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与签署行动部份响应和评论

李昕 美国 《同往永远的家园》 有一个势力,倚赖,暴力和谎言,维系,权力和声势。 面对这个凶手,我们不做帮凶,难道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吗? 面对这个邪恶,我们选择沉默,难道我们就不是默许吗? 面对这个强敌,我们害怕忧惊,难道我们就被放过吗? 我们逃避,何时了?我们流亡,何处归? 终有一日,我们除了朽坏的躯体,不再会失去任何东西。 终有一日,我们除了不多的时日,不再贪图偷生的庆幸。 来吧!我们已无退路。 去吧!我们直面惧怕。 公义,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没有恐惧。 永恒,是我们最后的家园。我们不再遗憾。 那一天,我们欣然同往! 时间:2009-06-22 04:23:13   mande 〈华人基督徒有关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的签署行动 于2009年6月20日(美西时间)正式公告「活动结束」。 2008年底,几位国内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感动,撰写了一篇文章,期望基督徒能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发声。经与北美、港台多位牧者讨论和修订,〈华人基督徒有关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在84位牧长与神学生共同联署下,于2009年5月6日正式向媒体发布,并邀请华人基督徒签署。 这篇〈宣告〉站在基督信仰的立场说话,与一般政治、民权等人本角度迥然有别。首先,众教会牧者第一次集体为二十年来在「六四」议题上的冷漠与沉默,在神与人面前悔改认罪,并恳切呼吁当局勇于面对历史伤口,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其次,这篇〈宣告〉强调中国的症结在根本上不是政治或制度的问题,而是心灵与信仰的问题─中国人惟有得到基督的救恩,国家才有出路。第三,〈宣告〉中也期许华人教会能突破「圣俗简单二分」的传统,反省其中的神学建构,勇敢担负起社会文化的使命,将福音真理传得全备。 短短一个多月间,这篇〈宣告〉得到世界各地约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基督徒响应,迄今为止,签署者共三百多位,除了牧者、神学生及教会同工之外,还有来自各个不同行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有几十位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不畏逼迫勇于签署。此外还有许多人写下他们宝贵的心声。我们在此为这些基督徒所表达的支持深致谢忱与敬意,向神献上感恩。愿彰显公义的荣耀归与至高之上帝,地上的平安及和睦归与祂喜悦的人! 我们谨宣布此次签署行动现在正式画上句号;但这并非祷告与关怀行动的结束。我们深深地盼望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在追求信仰时不再自外于公共领域,而能在大是大非的议题上坚持真理、发出正义之声;在「爱人常以为亏欠」的激励下舍己爱人、关怀社会,传主圣道、为主发光。 〈华人基督徒有关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联络小组 敬上 2009年6月20日 *在此郑重感谢「主佑中华团契」和「对华援助协会」于此次行动中提供之一切协助。 凡是对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社会公义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联系主佑中华团契,电邮:godblesschina89@gmail.com   时间:2009-06-21 22:26:58   Young Wayne 戚皓 (中国 大学生\传道) 我之前发过一次了,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耶稣改变生命,宪政捍卫人权) 时间:2009-06-17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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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基督徒关於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与签署行动部份响应和评论

加拿大 黄道伟弟兄、袁静存姐妹 / 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尊主耶稣真理的教导,坚决声援维护信仰自由,呼吁为中国13亿同胞灵魂得救祷告。向神悔改我们对社会公义不敢出声的软弱和冷漠。愿神怜悯拯救我们的国家和同胞!求主复兴我们,在世做盐做光,使神的名得荣耀!     美国 石平南弟兄 /为六四做见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愿神给我们勇气和智慧做好这个时代良心的声音。愿中华民族能因六四反省而归向神。     加拿大 梁凯乐弟兄 / 看到第一批华人牧师和传道人们终于打破沉默,在上帝面前悔改并勇敢的站出来斥责罪恶,虽然有点迟,但是可以记入历史的进步,影响将会是深远的。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20年来麻木迟钝,也是问心有愧的。当时天主教会在面对希特勒的罪恶保持沉默,变相怂恿了希特勒的犯罪,在历史上留下耻辱,今天的教会应该引以为戒。     中国自由作家 王光泽弟兄/ 这份文本措辞有度、温婉坚定,体现了基督徒对政治的关切。     政治評論人 趙靜芝 / 這份宣告是我看過最具震撼力的來自北美華人傳道人關於六四直抒胸臆的文字。     中国 唐彬弟兄 /感谢主,让我们站立在洪水滔天的中国,让我们有机会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守望祷告,并参与祂改变历史的伟大事工。愿主复兴我们的生命,怜悯、祝福苦难的中国。     中国 曾远 / 我曾经因为64而坐牢。我虽然还没受洗,但我随时准备将自己的身心交给上帝。我完全同意“宣告”中的观点。     Caperbright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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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基督徒关於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与签署行动部份响应和评论

中国作家 汉心弟兄/ 灵性的自觉能让我们看见人的缺陷,所以才有盼望!由此便能学会珍惜和眷顾,体验到爱与宽恕的喜悦!     中国 叶玉林弟兄 /感谢主,我终于有机会站出来为自己、为我们的族群认罪祷告,我愿意在这份宣告上签名。我很赞同一位姐妹的话:让我们站立在洪水滔天的中国,让我们有机会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守望祷告。     Yigong / 毋忘64!为实现中国民主自由贡献力量。     中國 王莹姐妹 / 看了发布在“中华网络圣约学院”网站上关于“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20周年的宣告”的信息,向主内肢体的爱心表示敬意!主会祝福他们的事奉! 在看到信息的此刻,亦看到主给基督徒的责任和旨意;每一个主的儿女,都有责任在此事上发出应有的声音,即参与和支持。这个参与支持不是善行,不是使人得称为义的资本;在此事上尽己所能的真诚、坚定和明确支持正义的弟兄姐妹,都只是尽了一个基督徒应尽的社会本份而已。清教徒的社会良知是出于感恩,出于对神的拯救與拣选的感恩。求主饶恕中国人在当年事件中的罪,赐给祂的儿女在此事上有悔改的心,和与之相称的行为。在此向六四事件中牺牲的弟兄姐妹致哀!致敬!主会记念和安慰他们。亦为现在还活着的当年参与者祷告,求主加给他们力量走好未来的事奉之路!     中國傳道人 王增明 / 看到在海外组织这一次签名,心中很是激动。在我3岁那年六四事件发生了,期间我是作为一个最普通农民的孩子经历着中共政权下的一切社会百态,早熟且没有安全感,这一切直到我相信耶稣基督时开始有了改变,在基督真理里面的自由和释放带来的看顾和安全,使我一次次被感动。大学毕业后念神学院,现在毕业,即将开始自己的事工。寄予自己的希望就是将上帝的影响力在基督耶稣里面播扬给中国有需要的灵魂。在毕业论文中就谈及了这次事件,当我们谈及历史上的六四的时候,不仅仅在说历史,更是我们当下的处境,上帝的话语今天显明在这个突出的伤痛上,告诉我们怎样回应,这是重要的。   中国文字工作者 周超超 / 我个人决定5-12、5-15……周二和每周五禁食祷告直到6月5日,6-2日到6-5日则连续四天禁食祷告。     中国 陈西弟兄 / 我愿意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深刻反省,并怀着悔改的心、祷告的心,为中华的未来祝福!我也是因着六四而归主的。     美国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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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最后签署人达300人:完满结束

Andrew Eells (美国) A.  S. Liu Bao Qian Caperbright Wang David Wang (美国) Danna Lee Fred Fong(未示地区) Jack Ong (美国) Jean Yuan (美国) Jason Xie (加拿大) Jia Zhu Zhang Kelly(加拿大) Kwan Kai Man教授(香港) Nanny Zhang(美国) Philip Chang (美国) Reggie LittleJoh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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